成本高：一人结婚，全家负债

近年来，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。半月潭记者发现，在一些农村地区，包括彩礼在内的结婚综合成本上涨，有的男子为结婚花费高达数百万。包括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，不仅违背了礼俗本义，物化了个性和爱情，还会加剧婚姻焦虑，引发“恐婚”、“不结婚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我担心儿子结婚不上，又担心自己嫁不起他。

32岁的刘辉（化名）去年刚结束一段恋情，原因是彩礼“谈不拢”。在辽宁沈阳长白劳动力市场，身穿迷彩服的刘辉掰着手指头告诉半月潭记者：彩礼15万，县城的房子和车子的首付30万。女方还想跟他买个商铺，这对他来说确实有点难。

在刘辉的家乡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，10年间彩礼从5万、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。刘辉说，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准要求是一套房子、一辆车、四金（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手镯、金项链）。“有的家庭为了娶媳妇，欠了钱，一个人结婚，全家就欠债了。”刘辉说。

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用一年时间在全国14省33个县调查一手案例发现，全国彩礼已连续上涨十余年，2021年平均彩礼约14万元。

暴涨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之一，除了彩礼，部分地区男方家庭还需要面对约5至10块钱的婚俗开支。山东省荷泽市成武县，除了18.8万元的彩礼，还要支付改名费、面纱费、三金、酒席、婚纱照等费用。如果加上市区的房子和车子，一些男方家庭的结婚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。

该课题组研究员、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王德富说，在一些地区，男方家庭越穷，负担越重。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不宽裕，婚后会要求更高的彩礼作为夫妻生活成本，以维持婚姻的稳定。

结婚成本高，让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压力山大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，产业少、土地贫瘠，人均年收入在1.5万元左右。54岁的陈某养了10多头猪，磨豆腐，一年收入3万多元。“能挣到的钱都是一点点，儿子都快30了，现在我既担心他结婚不上，又担心他娶不起老婆。”陈某说。

彩礼高昂的三大原因

城镇化、竞争心态、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。随着县域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、社会心理复杂化、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状况加剧，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增大。

研究团队发现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，新一代农村青年普遍期望生活在城市而非农村。对于依靠父母进城的新生小家庭来说，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，最快捷的方式之一就是“一步到位”，要足额彩礼。

与此同时，高额彩礼也是很多女方家庭防范婚姻危机的预防措施。出生于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半月谈记者，女方一开始不要彩礼，但结婚前要求再加20万，“因为我家在郑州的房子是全款付的，没有加上女方的名字，她爸妈怕女儿吃亏。”

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等地农村地区，出生性别比失衡，年轻女性资源多集中于发达地区，导致农村形成一大批光棍群体，也导致彩礼价格飙升。

东北某村支书告诉半月潭记者，村里剩下的10多名男青年，一半都是单身，很少见到适婚年龄的姑娘。江西鹰潭市一名男子2021年开出28.8万元彩礼，却被另一名开出38.8万元彩礼的男子拦截，相亲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齐新表示，彩礼是长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形成的社会习俗，难以通过单一政策改变。不少农民不堪高额彩礼负担，但乐于遵循传统，把索要或交纳彩礼视为人生使命。

治理措施需进一步丰富

目前，不少地方已将彩礼规范纳入村规民约，广泛推广，但要取得实际成效尚需时日。辽宁省昌图县河心子村支书赵国友说，很多家庭的彩礼都是私下商量好的，村委会很难掌握，即使了解，也很难以正确的身份介入，只能进行宣传引导。

近年来，一些地方尝试为彩礼划定红线，如山东省巨野县发文改变习俗，提倡彩礼不超过6万元。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，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“比彩礼”风潮。但每项政策都有应对之策，婚俗千差万别，即使部分农民遵守政府规定的彩礼数额，仍可能通过加收改名费等婚俗来索要钱财，婚姻总体成本并未降低。

高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，折射出社会对婚姻成本的焦虑。为遏制婚俗成本上升，治理措施需进一步丰富。

“针对彩礼新动向，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并不理想。”齐新说，谈到彩礼，很多家庭往往避而不谈。我们要加大对低彩礼或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，适时开展民族婚礼习俗宣传活动，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。

长期从事农村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赵国友告诉半月谈记者，高额彩礼往往会为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隐患，不少家庭离婚时因彩礼问题对簿公堂。赵国友建议，应多发此类负面案例，起到反面警示作用。

王德富说，当前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仍是局部性分布，一些地区的好政策、好经验要因地制宜总结推广到全国。一些重点省份也要开展高价彩礼整治等省级婚姻习俗专项改革，将高价彩礼等落后习俗纳入文明城镇负面清单，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治理责任，形成多层次跨区域协同治理网络。

部分农村地区婚姻失衡调查（下）

保鲜率低：一言不合就离婚

与结婚时不断上涨的彩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一些农村婚姻的“新鲜度”却越来越低：在一些农村地区，离婚已从“可耻”变成了“常见”，离婚人群也呈现年轻化趋势。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，承担着养儿育女、赡养老人等重要功能，家庭破裂往往带来多重危害。

从“尴尬和失望”到“不足为奇”

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河村，村民张先生告诉中新社，该村10对夫妻中，有一半已经离婚，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。

“以前大家觉得离婚很尴尬，但现在离婚并不罕见。”中部省份某农业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负责人说。半月谈记者走访农村发现，过去很多老人不愿谈及亲人和子女离婚的事情，但现在他们不再避讳，“离婚”甚至成为很多人春节聚会时热议的话题。

辽宁省泰安县是一个30万人口的小镇，在泰安县民政中心“贴心姐妹”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，仅今年3月份就调解了160多对离婚夫妻。调解员王默说，离婚夫妻数量在逐渐增多，平均一个工作日调解8对左右。

吕梁山区某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，受离婚冷静期和疫情影响，2020年至2022年该县离婚登记数从954对骤降到604对，2023年又回升至836对。在离婚登记数迅速回升的同时，该县结婚登记数持续疲软，2023年仅有3335对，与2022年基本持平。

半月潭记者采访多地民政部门了解到，目前农村离婚群体明显呈现年轻化趋势。某县民政局婚姻登记科科长张强（化名）告诉半月潭记者，以前来离婚的人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人，但现在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25岁至35岁左右的离婚人群约占离婚人口的六到七成。

受访者表示，不少年轻人离婚都是冲动的。“离婚原因大多简单直接，异性转钱，不打扫房子，就会导致离婚。”王默说。张强认为，现在的年轻人性格比较强势，结婚后发生矛盾，谁也不会让步。另外，他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离婚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“只要意见不合，就离婚。”

华中某县法院民事庭庭长表示，一半离婚案件涉及婚外情，而互联网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一方面，各类社交软件以及“查找附近”、“摇一摇”等功能为出轨提供了便利条件；另一方面，手机上出轨的痕迹更容易被发现，这往往成为离婚的导火索。

单亲留守儿童

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，承担着重要的功能，家庭的破裂往往会带来多重危害。

——单亲留守儿童成长面临困难。多地受访者表示，夫妻离婚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孩子。不少农村青年夫妻离婚后，一方离家，另一方外出打工或再婚，年幼的孩子则由祖父母照顾，他们的身心成长往往面临比正常家庭孩子更大的困难。

长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马英告诉半月潭记者，她在河南省汝州市一个农村做暑期教育，她所在的班上20个孩子，超过三分之一来自离异家庭，“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。”

《半月谈》记者还注意到，单亲留守儿童不良行为和受虐待的发生率较高。据采访对象透露，当地一伙失控的青少年结成团伙，夜间潜入店铺，逐一拉开车门实施盗窃，屡屡作案，让公安部门十分头疼。

- 家庭经济负担加重。目前农村结婚负担较重，即便再婚，彩礼也要七八万元。本来已经尽力帮儿子成家立业的父母，在养育孙子的同时，还要承担起再帮儿子成家的重担。

在北方某山区县城，一名村支书告诉半月潭记者，现在有些老人“带儿子带孙子”。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，儿子离婚后再婚，又生了一个孩子。前一段婚姻留下的长孙一直由老人照顾，如今这个孙子已经20岁了。老人除了种地，还到处打零工，只为给孙子攒下更多的钱成家立业。

——极端事件风险加大。一位基层法院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，近年来最大的压力就是防止离婚案件“民转刑”。此前，一对夫妻正在办理离婚，男方冲动驾车撞人，致人死亡。

加强家庭保护“第一道防线”

基层法院的受访者表示，近年来离婚案件增多，暴露出家庭早期预防不足、农村社区介入不足的最大问题。一旦矛盾升级，就会诉诸法庭。“以前村委会干部、妇女主任会上门调解，大家都愿意听，比打官司有效，大家能谈深谈浅。现在没人调解，一打起来就打官司。其实在第一道防线解决才是最好的。”

某县妇联主席表示，目前妇联队伍“规模大，力量弱”，很多基层妇联干部身兼数职，投入妇女家庭工作的精力有限；同时，很多基层妇联干部比较年轻，调解家庭矛盾的能力和意愿不足，发挥的作用有限。

多位基层民政干部表示，一些夫妻离婚时，推卸抚养孩子的责任，甚至说“孩子给谁生都无所谓”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年轻人对婚姻家庭责任感的缺失。

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王德富等专家建议，继续加强婚前教育和婚姻指导，提升农村青年夫妻在婚姻中的责任感和建立、维系幸福家庭的能力。此外，应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，重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、乡镇司法所、人民调解委员会、“村贤”等作用，妥善处理夫妻矛盾，促进家庭和谐。

针对单亲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难，有关部门要落实帮扶保护政策，积极探索干预帮扶的方式方法，尽量减少父母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一些地区组织志愿者、爱心人士结对帮扶困难儿童，定期“一对一”开展亲情通话、作业辅导、心理疏导等活动，取得积极成效。（来源：半月谈）